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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裏呮ㄚОㄩ

物是人非事事休

 
 
 

日志

 
 

教育的功能、目的与价值定位  

2009-06-10 23:48:32|  分类: 情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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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功能、目的与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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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30日下午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离不开创建中国的新教育。教育改革问题十分复杂,非常重要,所以准备开三个半天。今天下午,讨论教育的功能、目的与价值定位。东平教授为教育改革做了多年的研究,是著名的教育专家,他的论文已经发给大家了。

   我对当今中国的教育有三个基本的判断,供大家讨论。

第一,是落后的、失败的、残忍的教育。其落后表现在财政的教育投入比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在于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是落后的。既不如重德的传统教育,也不如重才的西方教育。其失败表现在培养出来的人不适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不能怪罪经济危机,此前已有6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不需要大学生,而是大学生不适用,还侈谈什么培养大师级人才!我们的教育以在校生的数量和规模为成就,不追求教育的品质和质量,如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格,这能是成绩吗?其失败更在于整个教育氛围的毒化和堕落,邪气压倒正气。作为殿堂、学府、正义、良知的大学丑闻不断,更不用侈谈什么国际一流的大学。今天中国教育界以追求权势与牟利成为主流,究竟还有多少人把心思花在办教育、做学问上?其残忍是中国的学校成为一架架冷酷的考试机器,起淘汰、筛选学生的作用,学生的天性泯灭、人格扭曲、身心摧残、追求误导。天不亮起床,天黑做作业,背着沉重的书包,没有童年、没有乐趣、没有自由,他们的人权以教育的理由被剥夺,连同他们的父母、老师一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教育部长却津津乐道,没有一点歉疚与不安。我挑战一下教育部,敢不敢发问卷调查一下,有多少学生满意、多少家长满意、多少教师满意?

   第二,在拨乱反正中倒退,在改革开放中逆行。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场拨乱反正。经济领域要不要搞经济?要搞经济。搞什么样的经济?搞市场经济,而不是退回到计划经济。而中国的教育呢?拨乱反正停留在要不要教育?要教育。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个问题没有讨论,就向五十年代教育回归。经济领域在改革开放中前行,教育领域却在考试第一、分数第一的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且没有改革的迹象。

第三,集中浓缩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弊端。改革教育涉及到理念、制度一系列根本问题,任何实质性推进都不可避免触动体制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教育领域成为当今中国最顽固的堡垒,可以说积弊丛生、积重难返。

下面请原中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发言。

袁正光:

从文化背景(包括观念和制度背景)来看,存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一种是“人本位”的教育,一种是“君本位”的教育。前者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儿童为中心,后者以君王为本,以权力为中心,以教育者为中心。比如,我们叫科普。在西方国家或者民主国家,叫公众了解科学或者叫大众科学。就是说,公众拥有知道、了解科学的权利,以公众为中心。科普,则是自上而下,我向你普及,以普及者为中心,居高临下。大众科学,公众了解科学,以人为本。从文化根源而言,一个是“人本位”,一个是“君本位”(“官本位”、“权本位”。本位,就是中心的意思)。我曾经想,科普研究所,应改成科学传播研究所,不是科普,而是传播。是平等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由此,看出我们的教育。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等级文化的国家,教育也是自上而下的,不平等的。

   最近这几年,我常在一些大学办的培训班,给中学校长讲课,算是业余爱好。早在10多年前,中央教科所约我——据说一共约了二十几位专家——为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写一组关于教改的文章并汇编成专辑。最后,我的那一篇文章,据说是讨论了多次,最后还是不敢放进那个专辑。为此还向我表示歉意。我说,你们不用道歉,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能放进去,只是想给他们看一看。那篇文章,就有那么一段话: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现代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发现和开发为目的,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宗旨;而我们的教育,仍然以教育者为中心,以灌输和控制为目的,以培养服从型人才为宗旨。他们当然接受不了。

   我本身是师范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又在师范大学做了十多年的教育工作。后来又调共青团中央做青年工作,紧接着又做了十多年的科技教育和科普研究工作。我认为,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教育目标的问题。无论是过去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还是现在的培养什么什么样的劳动者,什么什么样的接班人,什么什么样的人才,都不对。教育的根本目标,我赞成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的提法。教育的目标,在于充分发展人格,加强对人权、对人的基本自由之尊重。我不知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时候,是不是弄清楚了人本位是怎么提出来的?是针对什么提出来的?是谁提出的?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思想,最响亮的一句话就是:“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这是从感性,从艺术的角度发出来的呼声。但是,从理性的角度,第一个提出人本位的人,是牛顿的好朋友约翰·洛克。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人人都学过牛顿的三大定律,但是在我们的教育中,却几乎没有让我们的学生学过约翰·洛克的三大定律,关于人类社会的三大定律。牛顿是剑桥的,约翰·洛克是牛津的,但是他们两个同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是很好的朋友,莫逆之交。我从事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叫STS,即“科学、技术与社会”。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牛顿的三大定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近代科学诞生的伟大的意义,是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事物是有规律的观念,这叫科学观念。

   约翰·洛克说,自然界如此有规律,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如此有序,人类社会为什么如此混乱?人类社会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规律?他发现,人类社会之所以混乱不堪,不是因为没有规律,而是因为规律没有被遵循。于是,他着手研究社会的规律。当初,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混乱不堪,之所以如此,之所以规律没有被遵循,因为仍然建立在一个陈旧的传统观念基础之上。这个传统观念就是“君本位”。其实,三四百年以前,东方和西方的主流文化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君本位,他们叫国王,我们叫皇帝。我们是董仲舒,儒家提出来的,君王至高无上,因为君权神授。他们是产生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上帝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被打下人间来赎罪,谁来管理他们呢?君王。所以当时的基本观念,君权是神授的,他们的神是上帝,我们的神是天。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发现了问题,改了。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我们这个社会最喜欢的就是“坚持”。动辄就坚持这,坚持那,你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发展?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上半部分,翻译成中文大约十万字、一百页。我反复看了,其实就是一句话:我翻遍了《圣经》,上帝从来没有授予任何人君王的称号,君权神授是骗人的话。他提出,人才是社会的中心。我经常爱说一句话:如同哥白尼把颠倒的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的新观念,约翰·洛克则把颠倒的君本位颠倒过来,建立了人本位的新观念。这两个颠倒,也就是两个观念的转变,把人类带进了新的时代。现代文化的核心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人本位是针对君本位而言的。不知道我们领导同志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直接摧毁、颠覆君本位的。你不能既要君本位,又要人本位!不破不立嘛!他这篇文章,政府论的上半部,实际上是1680年发表的,八年以后,1688年英国就从原来的君主制转向君主立宪,开启了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新纪元。这就是人类民主的开始。所以人本位是针对君本位而言的,如果你不改变君本位,现在已经演变成官本位、权本位,那么人本位就只能是说说而已。像现在总理说的,我们的政府是服务的,他也只是说说而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权力之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的意思是,这个文化大背景,这个观念和制度大背景的问题不解决,教育的问题,难以解决。当然,研究研究,讨论讨论,触动触动,还是很必要的。

我们说,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也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叫合格的公民?现在我很担心,搞公民教育,一“联系实际”,一“中国化”,把公民的概念念歪了。市场经济的经,已经念歪了;股份制的经,也已经念歪了;素质教育的经,也念歪了;公民教育的经,再念歪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又成了政治教育的翻版。将来中国再也找不到什么好词了,那就麻烦了。最好用教育本身的内涵、概念来解决教育问题。那么,我就觉得联合国这个提法是对的,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人格。

为此,我提出人格素质,现代人的四大人格素质:

   第一,科学素质。认知和处理客观世界的素质,理性的素质,讲事实、讲规律、讲原理,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真。

   第二,艺术素质。即情感素质,认知和处理情感世界的素质,感性的素质,讲感觉、将情感、讲形象,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美。

   第三,信仰素质。认知和处理心灵世界(超现实的)素质,悟性的素质,讲约定、将虔诚,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善。

   第四,人文素质。认知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素质,融理性、感性、悟性于一身,而又不混用,讲真诚、讲诚信,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爱。

   真、善、美、爱,这四个字,我们基础教育是要在孩子们心中播下这四颗种子。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假、丑、恶、恨,肆意横行,非常值得忧虑。我常说,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两个素质大破坏,是最大的危机。两个素质,一个是国土素质,一个是国民素质。

最近,针对金融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他首先提出,叫什么是进步?八个字:“苦难减少、幸福增加。”然后他又提出,什么是幸福?他认为,人际关系质量是幸福的泉源。人际关系质量包括家庭、单位和社区。第三层意思是,在英国和美国,六十年代,60%以上的成年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现在这个数据降到了只有30%,他说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人际关系质量为条件的。

   你要在我们中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有多少人赞成?恐怕不是60%,也不是30%,百分之零点几!你看我们北京,家家都安防盗门,户户都装钢铁窗,处处都是保安,假药、假酒,注水肉、有毒食品,真是无处不在。我去年到美国,到孩子那去,我说要买个高压锅、买个电饭锅,在网上订购,送货上门。有一天,孩子说,明天送货,你们在家里等着,结果等了一天,没有人敲门。一直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孩子从门口把高压锅搬进来了。我说不是送货上门吗?怎么没有敲门?孩子说,在美国送货上门,送到门口就走了。这叫路不拾遗!当然不是说美国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但是可以说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这是一种文化,不是“典型”,不是个例。是一种普遍的共识。我们每天出门散步,从来不锁门,路上遇到行人,陌生人,见面总是微微一笑,打声招呼。这种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给人一种愉悦感、幸福感。

   现代教育是以受教育者为中心,以儿童或者学生为中心。以发现为目的,就是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充分把他发挥出来,以培养有意义生活和创新为宗旨。那么我们的传统教育是什么呢?是以教育者为中心,以灌输和控制为目的,以培养求生存和服从人为宗旨。生存,就要索取;生活,才懂得奉献。而且,现在有一种意识,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一个非常可怕,对社会极具破坏性的意识。

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素质教育的再思考。列了一个表:

人格素质

 

 

素质要素

 

认知和处理对象

 

思维方式

 

沟通与认同方式

 

思维特征

 

价值标准

 

气质特征

 

科学素质

 

客观世界

 

理性

 

事实与逻辑

——晓之以理

 

抽象,清清楚楚,并需求证

 

 

理智

 

艺术素质

 

情感世界

 

感性

 

情感与形象

——动之以情

 

具象,朦朦胧胧,但凭感觉

 

 

激情

 

信仰素质

 

心灵世界

 

悟性

 

心灵约定

 ——抚之以心

 

感悟,玄机重重,无需证明

 

 

虔诚

 

人文素质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三性皆有

 

分别运用

 

 

 

 

真诚

 

 

我还提出,科学的理性,艺术的感性,信仰的悟性,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国家,要吗不讲科学,要吗又唯科学,以为科学可以说明一切。科学揭示客观世界的秘密,艺术揭示情感世界的秘密,信仰揭示心灵世界的秘密。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信仰,科学与人文,它们的关系始终不清楚,然后各持一端,争论不休。现代社会,没有科学不行,仅有科学也不行。仅有科学素质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艺术素质、信仰素质,以及三者的融合——人文素质。

比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为什么不叫“中央教育研究所”,教育研究不仅仅是科学,还有艺术,还有信仰,还有人文等等。教育研究包括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所以我们的教育研究,始终研究不出好的成果来。又如清华建筑系,你不能叫建筑科学系。建筑,除了科学,还有艺术,当然还有信仰、人文等等。一个好好的中医研究院,要赶时髦,改成中医科学研究院,这一下玩了,中医的丰富内涵被改丢了!

所以,我提出了人格素质的概念,你在认知客观世界的时候,你要讲事实、讲规律、讲原理。这是科学的三个关键词。首先是事实,然后紧接着就是规律。而规律是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原理。但是,科学解决不了情感问题,更解决不了信仰问题。所以仅有科学素质还不够。现在,尤其是很多大学生,科学知识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最缺乏的就是情感素质。情感是一种具有条件反射的心理联系,知识,可以传授,情感教育,无法传授,靠养成,养成教育。爱母亲,爱同学,爱周围的人,博爱。这是一种情怀,一种心态。所以这种情感素质和科学素质是同等重要的。人是从感情到情感,以感生情,这叫感情;以情生感,这叫情感。情,一旦有了情,感觉就不一样。艺术家罗丹说,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情,就是发现美的动力源泉。有了情,发现美的能力,审美的能力,都会增强,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审美观。我们说,科学的真,具有普遍性和唯一性,而情感的美则具有特殊性和多元性。有句话,“科学是根据事物的普遍性去处理事物的特殊性,艺术是根据事物的特殊性去处理事物的普遍性。”雨果说:“科学是我们、艺术是我”。我们国家教育对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非常缺失。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旦有了情,你的母亲再穷,她都是非常伟大的。所谓审美疲劳,没有情才会疲劳。美是一种感觉,是审美主体对美因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夫妻之间互为审美主体,互为美因。当你对审美对象,也就是美因,没有情的时候,多看几眼,也许就烦了,疲劳了,这就是审美疲劳。但是一旦有了情,哪怕是对方一点点缺点,你也觉得很美,很可爱。夫妻之间,日深月久,情深意重,就会越老越有味道。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位记者,问我夫妻保鲜的秘密是什么?我说一个字:“情”。

情,情感教育,靠的是养成,靠的是活动。在北美,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婴儿出生后,社区总是定期组织活动,让孩子们和家长们一起,或游玩,或游泳,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有他人,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才能快乐。这就是开始社会化的过程。

   还有科学和宗教,宗教和迷信,我们也总是混为一谈。有人对我说,牛顿、爱因斯坦,缺乏科学精神,到了晚年还相信上帝。我说,不对。牛顿和爱因斯坦从小就相信上帝。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没有什么矛盾。科学是认知和处理客观世界,信仰是认知和处理心灵世界,完全是不同的对象。科学讲事实、讲规律,科学必须证明。信仰是一种心灵的约定,信仰无需证明。这一点,康德也觉得是一个问题,一个理性的批判,一个是实践的批判,一个头顶天空的上帝,一个心灵中的上帝,两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始终弄不清楚。难怪,人家在19世纪,科学刚刚诞生不久,认识还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信仰,是解决心灵世界的问题,科学是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上帝只存在于心灵之中。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也十分重要。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是善。信仰有三大功能:给人寄托,助人宁静,引人向善。当然,如果把信仰用于认知和处理客观世界,那就是迷信,愚昧。科学素质、艺术素质、信仰素质体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人文素质。所以,人文素质,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艺术的感性,还有信仰的悟性。什么是悟性,日本的一位佛教大师说:什么叫悟性?我钱包丢了,我就想,因为前世我偷了人家的钱包,现在人家来取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别人送回去,人家自己来取了,还便宜了我。如果,我要偷别人的钱包,我就想,这世我偷人家的,下世人家就会偷我的,还是别干了。这就叫悟性。悟性,说白了,就是找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只要能够让人向善,就可以了。悟性,是不讲道理的。却又很神圣,很高尚。因为它能引人向善。为什么叫悟?就是用逻辑是推不出来的,大量事实也很难归纳出来。也就是说用科学的逻辑演绎和归纳演绎,都无法得出的结论。六能慧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人文,有理性的人文,有感性的人文,有悟性的人文。

   我再转述一下约翰·洛克的三大定律。

   第一,人是社会的中心,也就是人本位,或以人为本。

   第二,个人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础。

   第三,任何政府唯一的宗旨是保护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创造财富和享受幸福的自由。

   实际上这三大定律,也是加强对人权及其基本自由的尊重。这个人权观念,我们中国更多的把它政治化了。因为集权制度剥夺了人权。但是人权观念有更广泛的意义,这就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观念。人权——生命的权利,获得财产的权利,享受自由的权利——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因为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说,自己和他人平等地享有同样的权利。正因为是“每个人”的,是人人平等的权利。所以,只有尊重他人的权利,至少不损害他人的权利,才能有自己的权利。人权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所以潘恩说,人权,既是自己的权利,又是自己的义务。

人权观念的核心,是尊重人,当然就要尊重人的个人利益。可惜,我们长期有一个误会,认为强调个人利益,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是社会万恶之源。这是天大的误会。其实,无论是17世纪的约翰·洛克,还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无论是率先迈入现代化的西欧,还是紧跟其后的北美,一再强调个人利益是指“每个人”的个人利益。

关于个人利益的“三大原理”:

第一,“平等原理”。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不是某一个人的。任何一个人都享有同他人平等的个人利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时,都不得损害他人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

第二,“制约原理”。正因为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所以任何人的个人利益随时受到他人个人利益的制约,以社会为条件。个人只有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才能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贡献越大,个人利益也越大。这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也是市场机制运行原理的精髓。

第三,“多层次原理”。个人利益或者说个人需求是多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利益和精神的利益。当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又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如获得安全、友爱、尊重,归属感,高成就感,以至自我实现,等等。

人是有意识的,尽管社会上也不乏越富越贪婪者,但多数人都受社会机制的指导,从低层次的需要上升到高层次的需要。

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个很深的误解,好像承认个人利益就是承认人都是自私的。把个人利益和自私自利混为一谈。我们应该严格区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自私自利的非正当性。

严格区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自私自利的非正当性的四大原则:

第一,以损害他们的个人利益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这叫“自私”,应该受到谴责,严重的还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二,以不损害他人的个人利益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这叫“正当”,无可指责;

第三,以满足他人的个人利益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这叫“高尚”。应该得到鼓励。

第四,个人利益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的需求,并且把获得的利益反馈给社会,这叫“伟大”。

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该事实求是地承认个人利益,个人需求。否则是毫无说服力的。但同时又要事实求是地强调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他人同我具有同样的、平等的个人利益。只有尊重他人的个人利益,才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人——千百万的他人——的个人利益,形成了一种社会制约机制,使得任何个人都要受社会机制的制约,必须给社会做贡献,才能获得个人利益。

   我的第一个小孙子五岁多了,已经上了一年的预备班,今年9月份要正式上小学了。无论在美国,还是加拿大,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贯穿着四个单词:第一,“嗨!”(Hi),见人一定要打招呼;第二,“谢谢!”(Thank you),人家帮助了我,一定要表示感谢。第三,“对不起”(Sorry)。做错了事,一定要道歉;第四,“分享”(Share),有东西一定要给他人分享。这些都是人文的养成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

   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一个记者问一位白发苍苍的获奖者,你认为那一个阶段的教育对你最重要?他说:幼儿园。再问:幼儿园的教育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教授回答说: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要道歉,用完了东西要放还原,有东西吃,一定要分给小伙伴一半。为什么放还原呢?因为你不放还原别人要用,就找不着了,影响了他人。这些,就是素质,心中有他人,为他人着想。这就是人权观念,对人权之尊重。有一位科学家,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周培源的老师,我有一次提起这事,周老很高兴。这位科学家说: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所学的东西都忘光了,还能剩下来的东西。能剩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素质。我们的教育能剩下什么?

   我认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人格。

徐景安:

教育要以人为本,那么对一个学生来说,本是什么?这也就是教育的功能与目的,我认为:一是教育怎么做人,二是教育怎么做学问。

1932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开学典礼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

1948年6月10日,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他说:“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他还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归纳起来,就是教人向善的心、爱美的能力、求真的方法。

应该说,三四十年代我国教育家的这些教育理念是正确的。但是,建国以后教育成为政治的工具,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直到今天“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一直受政治的管制。市场经济的开启,教育又为经济利益所驱动,陷入产业化的误区。一是政治化,一是产业化,使得教育功能严重蜕变和异化,成为权力与金钱的工具。

当今教育怎么教育做人?作为正宗、主流依然称为政治思想教育,充斥着政治术语,为学生普遍厌恶。但不管爱听不爱听,教材还是这么编,教师还是这么讲。事实上,当今中国学校的主流已放弃了做人的教育。

正在探索中的是传统教育与公民教育,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传统教育采取读经的方式,让孩子了解中国文化的经典,扎下中国文化的根基,十分重要。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怎么诠释、解读、引导有待于实践中摸索。我认为,传统文化至少有两点是现代人必须继承和吸取的。

第一、将做什么样的人放在第一位,注重道德、人品。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释、道,尽管主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不能放纵自己,人不能做禽兽。儒强调仁义,释强调善行,道强调无为,都是劝导人们提升境界,不要囿于一介私利,而放弃做人的准则。尽管中国古人中“说是仁义道德,做是男盗女娼”的现象大量存在,但始终存在对道德的敬畏、对廉耻的顾忌,“不要让别人戳脊梁骨”一直是民间遗训。但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年轻人,无所谓做人、道德、廉耻,不分善恶、是非、对错,实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

第二、将他人放在重要位置,注重情感、情分。传统文化强调做人,就是摆正自己,正确待人,从孝敬父母做起,爱兄弟、邻里、老师、朋友以至草木、天地……中国古人从人与人的情感中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一味地从物欲的满足中找快乐的现代人,包括年轻人是很值得借鉴的。

但传统文化作为对现代人的教育,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强调责任忽视权力,强调整体忽视个体,强调克己忽视自由,强调内省忽视外求,这可以补充现代教育的不足,但其本身存有缺陷,不能完全取代现代教育。二是传统文化对道德的敬畏是建立在对祖宗的崇拜,对父母的敬畏上面。要为家族争光,不给父母丢脸,是中国古人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要求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敬畏祖宗、敬畏父母,已不可能了。但传统文化对父母孝的情感,是可以继承的,只要一个人心存良知,对父母的爱,可以作为道德教育的起点。

在政治教育失效的情况下,以公民教育来替代,是很好的做法。

东平教授编了《新公民读本》,讲公民的道德,仁爱、诚信、责任;讲公民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讲公民的知识与技能,等等,

这本读本,教育部门能接受作为教材吗?

杨东平:

被禁止出版了。

徐景安:

这就是改革的困难,你要以公民教育来替代政治教育,他要把公民教育纳入政治教育。现阶段公民教育也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公民教育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权力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要求公民承担责任和义务,究竟有多少说服力,能否经得起学生提问?可能会说,你们还是先给领导们进行公民教育吧,这怎么回答?二是民的责任和义务靠什么维系?靠法律,靠舆论,靠道德。西方公民靠宗教,对上帝的敬畏。靠法律,对宪法的敬畏。总统宣誓,不是手扶圣经,就是手扶宪法。今天,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有多少心存真诚?将爱国作为公民教育的内容,没有疑意,但是作为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否合适?说到底,是信仰问题,这是德育教育的头号问题,可是整个中国、整个社会都没有解决,又怎么来教育学生?这就回到创建中国新文化的起点,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

信仰是一个人的终极追求,也是一个人的心灵敬畏。能为今天中国人终极追求的、心灵敬畏的是什么?我研究的结论是人生的幸福和对生命的敬畏。“追求幸福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共同追求。”“人有性别、阶层、民族、国籍的差别,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追求幸福的动机、愿望、目的是一致的。”“为了自己的幸福,要自觉约束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要善、要讲道德。进一步追问,人为什么要追求幸福?这就是对生命的敬畏,人的生命来之不易,不要白活一辈子。以此为逻辑起点,人要敬畏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人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要继承东西方道德文明的结晶:“追求自由与约束自己,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勇于获取与慷慨付出,外求开拓与内省修行”。这就是我起草的《21世纪幸福宣言》的基本观点。追求幸福与敬畏生命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所能接受的。若有可能,我也想编一个读本,从“我”出发,怎么认识自己,怎么对待生命,怎么追求幸福,怎么活得有价值,怎么活得有意义?然后怎么对待他人、社会、国家、自然、地球?其中包括怎么对待困难、挫折,怎么对待恋爱、婚姻等,这就是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家庭为本位,以国家为本位。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首先要认识自己,什么是幸福,怎么追求幸福,然后才是怎么对待他人、社会、国家……我听一个朋友介绍,以色列人编成一本一本书,由浅入深,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让学生看。我想,能不能把这些道理编成一个一个故事,将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结合起来,将传统教育与公民教育结合起来,这可是巨大的工程。

怎么做学问?教育的功能主要的不是传授知识,知识是海洋,教不了那么多;教的知识未必受用,可能不干这一行;知识可用现代技术搜索,没有必要背。教育主要是培养思维能力和学习研究方法,而当今中国教育传授的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标准答案、方程公式、解题技巧,都是一辈子无用的死知识。

比如什么是大象,我们的学生要背是食草动物,长鼻、腿粗……西方教育就是让你查资料,大象是什么的知识没有意义,而查大象是什么的方法很有用。

又比如成吉思汗曾经打到欧洲,我们的考试题是成吉思汗帝国的版图。而西方的考试题是,如果成吉思汗没打到欧洲将怎样?我们有标准答案,为了考试。人家没有标准答案,为了启发想象力。

又比如物理课讲抛物线,我们是化时间背公式。西方让学生编组做一个抛物的机器,然后比赛,看谁抛得远,训练了想象能力、动手能力、合作能力。

我外甥女在澳大利亚上小学二年级,每天背着小书包,里面放着糖果、饼干,非常快乐。五六个小孩围一个圈讲故事,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学习倾听别人的讲话、对他人的尊重。可是我们的孩子失去了童年,获得的大都是一辈子无用的知识。

让学生失去快乐、痛苦煎熬十多年的我国教育,是不是把智育搞上去了呢?1999年、2001年统计,在《自然》与《科学》两个杂志发表的论文,六所中国一流大学,共发表20篇文章,哈佛大学是399篇,同属亚洲的东京大学131篇。我们一直以基础教育扎实为荣,但最需要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却很弱。谁都知道,我国的出路在于创新,然而我们的教育让学生创新吗?

归结起来,教育就是教学生做人的ABC、做学问的ABC,可我们的教育恰恰没有这两个功能,就教你如何应付考试,考完就无用。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不许改、不能改,说是中国仅剩下的最公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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